第一，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更高，高密度、高流动性的人口结构更容易受到烈性传染病疫情的冲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无症状感染、间接感染、轻接触感染均已被证实。与2003年相比，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程度更高，人口集中度和密度更高，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和密集。一旦发生恶性传染病，就可能迅速造成大面积的烈性传染，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即便这次疫情过后，类似的风险随时仍有可能发生，这对金融业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都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我们持续地给出合格答案。
第二，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疫情的冲击。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54%，对GDP的贡献率接近60%，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增长动能。在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等行业占GDP的36%，这些行业主要提供线下和体验式服务，更容易受到烈性传染病疫情的直接影响。
第三，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并容纳90%以上的新增就业。但是民营企业占有的金融资源，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只占25%-33%，远远低于其经济贡献度。以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波动的冲击。多是实力薄弱，现金流短缺，超过3个月的停工停产，就会造成一大批小微企业的财务恶化。在这场疫情期间，由于国家的政策指导和金融机构的定向扶持，一部分小微企业暂时得以纾困。但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并未解决。为此，中国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不应止于疫情期间的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爱心金融”，而是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谋划全局。
推进数字金融全面落地
这次疫情是对金融机构的全面考验，也是对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一次全面考验。数字化能力强的，自然抗疫行动快，覆盖面大，效果明显。这一次，大行的优势尽显。但同时也涌现出了各类数字化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比如平安集团，甚至体量不大的微众银行等，都表现出了金融科技强而准的支持和服务能力。我认为，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迫切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加速推进。
一是加快技术创新，推进数字金融全面落地。
广大金融机构都应将金融科技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应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打造端对端、点对点的立体交互的金融服务体系，打造云办公、云监管的跨越空间的金融管理运营模式。金融监管部门既要主动管控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可能造成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也要自觉避免监管技术落后、监管制度滞后可能造成的监管真空。
二是加快制度创新，推进普惠金融全面落地。
应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可以建设数字信任机制，打造普惠金融的技术平台。与此同时，要抓紧解决信贷机制问题和长效性制度问题。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具有即期效应，而制度创新应该立足于完善机制，长远见效，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融资成本和风险成本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核心成本，市场融资成本降低了，商业银行才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价格。央行的货币政策既要实现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和市场流动性调节的功效，又要实现降低金融市场总体融资成本的功能。多年来的货币政策在流动性调节方面成效显著，今后一定时期，希望央行在市场融资成本控制方面给商业银行留有更大的空间。在风险成本管理方面，应该坚持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可以管控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利差幅度，而不宜限定最高利率水平。信贷定价如果无法覆盖融资成本和风险成本，就难以持续发展。财政税收制度也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给予税费减免，支持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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