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生产资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权，如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这些资产必定影响商品的产出价格，也势必低于所有权资产。这一块影响 GDP 多少各种资产各不相同。
第四，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 GDP 被严重低估，而且还改变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统计投资不统计消费。中国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国家。
一是庞大的政府体系及其附属机构的自身消费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且数量惊人。一般的政府部门都有大量的消费与服务开支，这些开支包括公务员与事业学位等所谓"体制内人员"的保险、住房、食品、交通、服务、医疗、教育，甚至养生、旅游、出国、娱乐、健身等等都是由国家开支或者是免费的。比如各个政府机关都有免费食堂，甚至有的还有幼儿园。机关工作人员到现在还是分配住房的。公务员医疗费还报销，有的单位有理发室、医院、体育场、电影院等等。
二是中国的国企生产大量的产品与设施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这个量很大，每年都有几十万亿，如公路、公园、广场、水利、体育馆等。
三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业化程度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2020 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更加反映中国公共物品数量巨大。
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统计，使得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消费不足，出台政策鼓励消费，使得近几年中国家庭负债急剧上升。其实中国的消费数据是严重失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不花自己的工资生活。这便得无论是产出法还是收入法，中国的 GDP 都是严重低估，而且消费总量严重低估，消费率严重失真[xii]。
第五，中国统计制度不健全，有大量的灰色经济没有计入 GDP，税收制度不能起到数据验证效果。统计误差较大，计划性强，客观性弱。用统计局的数据做经济分析难度较大，几乎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经济成份十分复杂，据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灰、黑、白各种颜色的经济都有。统计部门无法统计全面数据，特别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经济。
总的来说，全球各个国家的 GDP 与 M2 的统计都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与运用中要区别对待。要准确地把握一个国家的 GDP 需要多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订。税收制度严格的国家，税收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指标，因为收入法计量的 GDP 与税收的相关度非常大。但是，税收在中国与 GDP 的相关度较弱，因为中国的税收体制还不太健全。其他的如用电量、运输量等都可以作为参考。
货币政策参考的 GDP 指标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出法要与收入法相互验证。二是全国统计要与地区统计相互验证。三是 GDP 数据要与税收等各种相关指标进行验证。四是宏观数据要与微观[xv]数据相互验证。五是政府数据要与市场数据相互验证。
2.如何求解准确的及时的充分的 GDP 数据
研究与探索市场化的大数据的微观的 GDP 数据生成过程，建立以个人价值函数为单变量的经济分析模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历史疑难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数据需要创新的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数据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的、动态化的、准确及时的宏观经济大数据系统，并且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分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求解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
首先，我们构建多变量 GDP 的大数据，设计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国外四个部门。设Y=GDP，存在四个价值链函数f（vf）、f（vb）、f（vg）、f（ve）。Y=f（vf）+f（vb）+f（vg）+f（ve）。
我们把数据权分配到各个部门，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求解GDP。在收入端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收入、外汇净收入来表示，支出端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用v表示价值变量，每个人的价值作为价值函数的基础变量。
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的价值总和，并且构成各种价值函数。企业、政府、国外是一种价值链函数。人的价值V是总目标函数。并且V=Y，两者可以相互验证。那么：Y=V=f（vf）+f（vb）+f（vg）+f（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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